现在也只觉得眉眼发烫，发疼。
刷过牙之后，我顺手在水龙头下面接了一杯自来水，打算草草地把一粒舍曲林吞下去。白色的药片从我喉间冰凉跌落，翻滚着在肌肉群里流进胃酸。
三四年前医生给我开了碳酸锂、舍曲林和奥氮平，让我按时定量的按医嘱吃。被诊断为躁郁症实则是我的一种解脱——我可以理直气壮的原谅自己间歇性的神经质，间歇性的自卑或者自负。
后来郑砚让我停掉了碳酸锂和奥氮平，唯一支撑着我的只有一天一粒的舍曲林，并且也在慢慢地尝试停药。
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正在逐渐转好，起码我在面对郑砚的时候情绪越来越平静。
平静得像曾经的爱情正在逐渐死去。
吃过药之后准备换好衣服去吃早餐，还没有走到门口，手机就提醒我收到一笔打款。
我没有点开看，猜都不用猜是郑砚打过来的钱，表示他昨晚非常满意。每每这种场景我都会深觉我是一个被遗弃在宾馆的牛郎，靠着出卖身体换取零星的一点钱和食物。
其实也差得不太多，无非是多索了点光，贪了点爱。
爱这个词我和郑砚从来不提，说出来总嫌矫情。郑砚如果对我有过爱，那就基本全部具化成了银行卡上的数字。如果我对郑砚有个爱，那就基本消磨在一个有一个低级欲望的夜晚。
想想也挺没意思的。
三年前郑砚说要养我的时候，我以为他就是单纯钱多了找不到正规用途。
那时候我穷，非常穷。刚毕业出来没有进到体制内，写的稿子也只勉强够混口饭吃。那时候我什么赚钱就写什么，写过网文，写过广告，还写过花边新闻。
郑砚给我打的第一笔钱是冲着我的一篇有点带情绪的社评来的。那年京城二环的房价还没有破万，但是郑砚一打就是四个零。
躁郁症的治疗花掉了我很多积蓄，收到这笔钱我的开心远大过多疑。那时候我不知道京城叫得上号的有几个姓郑，也不太明白郑砚目光灼然到底有什么寓意。
那时候日子其实又穷又幸福，只要没有发病，我都可以自由地窝在出租屋里打游戏，写自己想写的东西。
郑砚找到我那天京城下了雪，他一个人披着黑色的长棉服撑着一把金边黑伞站在出租屋楼下等我。他眼里映着脏乱又潦草的京漂贫民窟，眼神穿过雪幕轻轻盈盈地落在我身上。我裹着一件旧羽绒服对他报以回望。那一刻我脑海里跳出来很多词，天雷地火，王八对绿豆，跳来跳去，深渊对我说，是万劫不复。
我本来没有能力事先占卜结局，也没有想好怎么度过漫长岁月。郑砚当时说，你很特别。我的精神病瞬间被他勾起，很长一段时间都觉得自己膨胀得像一个充了气的深海胖河豚，在无人海域自由飘荡。
和郑砚在一起后我搬入了新公寓，当了自由职业者，日常工作就是看看闲书写写东西。
我最爱的是郑砚一身黑色西装，穿戴着疲倦和燥热从外面回来，我会很动情地吻他，从脸颊吻到脖颈。
那时候他身上不会有莫名其妙的口红印香水味，不会有别人的领带，别人的的打火机。
那时候什么都还很好，都还很好。
燕明死了。
郑砚很疲倦地在电话那天说话，我听得到他憋着一肚子火。
“自杀了。凌晨三点多。金角楼内区。十八楼。当场死亡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