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悄悄给家里人打钱的时候经常会想象，他们怎么向亲戚转述这个离家出逃的儿子，怎么用戏谑和拙劣的口才匆忙跳过这个禁忌的话题。
前年年三十的时候，我借了一部公共电话，从脑海里调出家里的电话号码，拨了过去。接电话的是一个年老的女人，她喂了好几声，声音里面沾染着苍老和无力，我先是疑惑，后来我如遭雷劈。我反应过来，这个苍老陌生的女声，其实是我母亲。
我不知道她病得这么厉害，不知道糖尿病恶化得这么快。
我倚着电话亭压低声音和她说话，我一开口，她就听出了我的声音。她说话的气息开始发抖，句尾甚至带着哭腔。
她说，你回来吧，给你爸认个错，别搞其他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了，你回来跪着，大不了跪一宿，你爸心软，会原谅你的。
我握着电话很久都没说话。
人这一辈子，理解很难，体谅很难，反而是痛苦和伤害最简单。我爸是这样，我也是这样。
最后我只是说，我在京城找到了一份文字工作，上司很赏识。等哪一天混得差不多了，混出头了，就回来了。
我不忍心听她的哭声，安慰了几句就挂掉了。
混出头？什么狗屁春秋大梦。
我蹲在京城的大雪天里，抱着头无声的抽泣。雪花千斤，一片一片压在我头顶。
郑砚年三十回父母家过年，没有安排我去处。寒风冰雪一点一点往我身体里钻，等了很久，我慢慢起身，拍了拍身上的冰碴子和灰尘，终于摇摇晃晃去街边打了一辆计程车回公寓。
车里暖气开得很足，司机晃着头在看春晚的转播。主持人拱着手说新年快乐，小品逗得司机哈哈大笑。
我沉默着看车窗外寂静的雪景。
后来司机和我攀谈，问我为什么年三十都还一个人走着。我还没有回答，他先碎碎念了起来，说他七岁了还没地方上小学的儿子，说他当服务员的妻子，说他拮据的生活，说他和大多数人一样辛苦又麻木的人生。
我说：“人这一辈子还真蛮没意思的。”
司机回头看我，脸上的横肉挑了挑，努力亲切地朝我笑了一下，说：“也不是嘛，总有的过嘛。年轻人，也不要太悲观。”
我没有再说话。
到了公寓楼下，付了钱，推门离开。我回头看着计程车开远，哈了两口热气暖手，四肢百骸都散发着疲倦感。我朝公寓走去，上楼，在门口，我没有敲门。
回自己的公寓为什么要敲门？并且郑砚也说了年三十没空陪我，我几乎赌气地说我去找个没关门的酒吧过年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丝毫阻拦我的意思。我为什么要敲门？
我当时是这么想的，没有一点犹豫。所以当我拧开门，发现沙发上翻涌着的两具肉体的时候，第一反应是骂了两句国骂。所以当我骂完脏话，看见郑砚发怒的脸色的时候，一股透心的悲痛凛然洞穿我的胸膛。
我看见我深爱的男人，□□着，在说自己没空陪我的当晚，压在另外一个男人身上，愤怒的对我吼了一声“滚。”
尽管他清楚的知道，外面风雪茫茫，而我无家可归。
我用力地摔上了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