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写杂文，写讽刺小说，还写艳俗文学和几乎绝望的组诗。出过两本书，谈不上大卖，在小圈子里流传，看的人多半一笑置之。他们认为讽刺仅仅是年轻人彰显存在感的一种方式而已，如果真的要说“针砭时弊”“政治环境”之类的，我也只能讨个“韭命镰心”的笑名。
只谈风月、学术和文学，闭口不谈政治成了一种当代知识分子的自觉。艺术和政治能不能隔离开，相互独立？哪里需要哲学家来解释，每个人都知道答案，塞着耳朵缄默着口，四处张望，像一窝又一窝老鼠在鼠洞里饮酒作乐。“自以为自成天地，其实根本不敢探出头去。”
我写杂文和讽刺小说的时候就想过，肯定有这一天的。我会写一本踩红线的书，可能是非虚构文学，可能是社评杂文之类。我并不在乎我会面临什么，正相反，为之而死才是我活着的意思。
真正的为虚无缥缈的东西扑火自焚的蛾子。
第一个看我大纲的还是郑砚，他调出txt文档，只有三万字，但他在书房坐了半宿。后半夜抱着笔记本电脑来卧室，轻轻地靠在我身边。他看见我睁开的眼，伸手抚摸我的脸颊。他说：“陈桅，你是我的骄傲。”
电脑发出的蓝白的幽然的光为他脸部镀上奇异的光彩，他眼里散发着无法自持的热情，像是突然之间爱上了什么人。
“你文风像许振弦。”这是郑砚给我的最大赞誉。
“谁？”
“上个年代的老派作家。也尖锐辛辣。现在知道他的人不多了。”他搂着我，表情像在追溯一个失逝去的时代，“你不知道也很正常。他坐牢已经十多年了，出过的书也差不多停印被召回了。”
“私印能判十多年吗？”
“不是私印，是故意杀人。”郑砚却突然笑了，继续说：“我不觉得你会喜欢这一段。”
“那你感觉错了。”我探起身子过去，做出倾听的姿态。
“他是我的老师，娶了一个政要的女儿。在十几年前的文坛政坛影响很大，也是写杂文，辛辣得很。他骂得开大环境，扛不住党争。旧派倒下了，新派执政大换血，他依靠着的政要家破人亡。话语权的支柱塌了，影响力还在，新派不敢冒舆论打落他。”
“党争，就是党争而已。”郑砚朝我笑了下，竟然有些感伤。他强调着“党争”，我知道他是想这么劝服自己。
“那时候他脾气暴躁得很，有天晚上有个文坛新人找他请教。说是请教，语气倒是傲得很，年轻人咬着一股子狠劲和冲劲，句句夹枪带炮，砸得许振弦满肚子野火。”
“我不知道其中详细过程，听到许振弦被捕的时候我还在法国念大学，当晚就打算买了机票回来。……室友，我室友把我拦住了。他说，在场坐着的还有两个人，都是新派的政要，他们都看到许振弦是正当防卫，他们口供出奇的一致——许振弦和那个年轻人发生争执，许振弦恼羞成怒用水果刀捅死了那个年轻人。他也反复地告诉我，党争，真的是党争。郑家见风使舵，投的是新派，新派铁了心要把握住这个难得的好机会，把旧派最擅口诛笔伐的一把刀子，打进监狱里去要他永远闭嘴。”
“许振弦从我六岁开始，教我教到十七岁，十一年时间，他教我反抗和发声。在他最后被押上法庭，被指控故意杀人的时候，我正在法国留学生的声色场里，举杯畅饮，摇摇晃晃，同整个曾经爱戴他、欣赏他、尊敬他、的郑家一样，同时选择了沉默。”
“几年前我去探监，许老师瘦了很多，因为身体原因，在监狱里也不常劳作，皮肤薄而苍白。他妻子也死了，在一个接近年关的冬夜里，从病床上跌下去，永远停止了呼吸。我为他带去死讯，他的脸在玻璃后面有长时间的呆滞，我看见他双眼泛红，仍然收敛起了悲伤的表情。他告诉过我的，他尽力了，对于这个社会，这个世界，他已经尽了所有力气。”
“没有人感谢他，在政治清洗之后不会有人再记得他的名字。他的一切呼声和成就，在他所反抗的绝对力量面前，一文不值。”
我盯着他的眼睛，笑了：“你在劝我放弃？”
“我说你像许振弦，许振弦没有放弃过。”
他的眼神相当赤诚，每每提及这样的话题，他的神态总是这样虔诚，认真得让我嫉妒。
“郑砚，其实我早就当自己已经死了。”
他望着我。
“药物救不了我该死的情绪。黄昏日落的时候我会想哭，烈日高照的时候我会想哭，深夜寂静的时候，一切都死去了，只有我还有一点喘息。你不知道停下大量的药物，最终换来怎样的痛苦。但是你知道，停下药物会避免药物带来的迟钝和混乱，会让我有足够的痛苦、极端和魄力，去完成对许振弦的继承。对不对？郑砚？对不对？”
“我会如你所愿的。我这一生感兴趣的东西太多，愿意为之耗费一生的，也只剩下大多数人所说的‘韭命镰心'。”
其实还有你。我匆匆咽下这一句。
我质疑过他对我所谓的爱意，我最终决定把它们全部归纳成为不甘心。对许振弦的愧疚和不甘心。其实我知道还有其他东西在里面，我懒得去想，我不敢去想。
他目光滚烫，热切得要把我融掉。他往往痛恨我的聪明，却一次又一次地爱得双眼璀璨。
所以被编辑拒绝后，我打电话给了郑砚。
郑砚在处理燕明的丧事，被燕家的事情缠得脱不开身。郑砚接了电话，应了一声，说了一句：“放心。”
他那边并不太平，我听见争吵声和女人的哭声，一个男人震怒的吼声甚至传到了我的耳里——“把那条狗给我打死了埋进他买的狗屁公墓里！”
荒唐惨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