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自至元二十四年钩考至今，追征中枢及行省贪赃逋欠之额已至百万，尚未征者，可至千万。臣奏请将钩考扩至路州，特派官员前往江淮、江西、福建、四川、甘肃、陕西六行省下辖诸路，专事钩考，检核奸赃，清浊虚实，以资国用……”
桑哥言罢，堂上立时有人非议。赵孟頫亦是愤懑不已：诸路官府逋欠贪赃，尚未征者，可至千万……荒唐！当真荒唐！未征之奸赃，既未检核，便是虚数。眼下他信口开河，一旦皇帝一纸令下，便是没有这‘千万’之数，有皇命在身，任他地方如何盘剥聚敛，也要凑足这千万之数。如此下去，百姓怎有活路？那人为敛财不计后果，简直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！
心头忧愤交加，他几是五内俱焚：出于私心，他不愿当廷辩驳，折他颜面，何况他人微言轻，即便开口，也难以服众，反而会招来祸患；可若出于公心，生民被权奸剥害至此，他又怎忍袖手旁观？
内心焦灼中，已有人替他开口，江南行御史台侍御史程钜夫出列驳斥：“今权奸用事，大兴钩考，搜括天下，以剥害生民为急务，所委任者，皆贪饕邀利之徒，今江南百姓失业，盗贼窃发，良以此也。为天下计，陛下宜急罢钩考，与民休息。”
此言听来并不新鲜，汉儒们指斥桑哥的说辞，大抵便是这般口吻。钩考害民诸事，皇帝自然心知肚明。可连年对外用兵，又有诸王叛乱不止，皇帝一刻也离不开钱粮。为一时之便，纵然钩考苛酷害民，眼下也顾不得了——若不用桑哥，那些口不言利的汉儒，哪个能为他筹来钱财呢？
是以皇帝虽然忧心，权衡利弊后，仍是选择弃舍小民。程钜夫进言时，他还不时点头，末了却无明示，只敷衍道：“此事有待详查，容后再议。”
皇帝的态度分明可见，桑哥见了，更有底气，径自出列，冷冷觑视程钜夫，话语极尽讥诮：“举察奸赃，检核不法，乃御史职也。今诸路官员贪赃侵牟至此，程大人身为御史，不思纠察，反而百般庇护。如此沆瀣一气，是为谋利乎？行御史台尸位不言，长此以往，朝廷耳目尽废也！”
程钜夫本为公义进言，哪料那权奸不但不惧，反而倒打一耙，横加诬陷，寥寥几语，就给他扣上了一个私.通勾结的罪名，偏偏皇帝还不置一词，更让他陷于被动。程钜夫一时气结，面色发青，却说不出反驳的话来。
“所谓沆瀣一气，丞相可有证据？若无证据，何以信口诬言，枉害贤良也？”
赵孟頫强忍许久，终不能忍。他得以用事新朝，全赖程钜夫访求举荐，否则他岂有今日？于他而言，程钜夫可谓恩师。其人不止一次弹劾桑哥，深为桑哥所恨，为此曾百般诬害，六次奏言皇帝将其处死，皆被驳回。今番故技重施，他又怎能坐视旁观呢？
桑哥怔然望他，一时呆住，他却全然不顾，只续口道：“御史既担纠察之职，钩考专使亦在检核之列。若有奸凶酷吏趁机盘剥，恃势勒索，御史知之，如何不言？果真不言，才谓之‘尸位素餐’。如此，小民困无所诉，待到百姓流离，天下骚动之际，言之晚矣。桑弘羊、宇文融之辈，皆为前车之事，为天下计，陛下不可不以史为鉴也！”
一语落定，朝上鸦雀无声，众臣都一时战栗，不禁为这个年轻的南人捏了一把汗：他哪里来的胆子，竟敢当堂指控桑哥，难道不要命了？
朝上一片死寂，无人出言附和，亦无人出言反驳，连桑哥都一时失语。殿内默然许久，才闻皇上开口，他像是熟虑已久：“孟頫直言匡谏，其心可嘉，足为人臣楷模。此言朕当思之。”
说罢，不待桑哥出言解释，皇帝便径自起身，扬手挥推群臣，自顾自往寝宫去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