而扭转这一切的是什么呢？
是什么结束了长达四百年的混乱与纷争，是什么重塑了那个统一、强盛、长治久安的汉家天下？
王介甫的心底，忽然发出一阵战栗。
——如果没有贞观之治，如果没有李唐王朝，如果这样的乱世再持续四百年……那么王介甫还会是今天的王介甫吗？
自魏晋以降，儒学衰微，玄学清谈盛行，佛法大昌，如果没有太宗崇儒学，兴教化，增学舍，重选举，如果没有令狐德棻、魏徵等购募经籍，如果没有孔颖达、颜师古等编定《五经正义》……[5]
也许圣人至道早已在漫长的战火纷争中化为尘埃，也许在一次又一次的胡人南下中，我们早已淡忘了我们本来的模样。也许统一与太平真的成了一场空花幻梦，也许王介甫会以为分裂与战乱才是天下该有的样子——甚至，根本不会有王介甫这个人，也许他的祖先还没来得及留下后代，就早早地在战乱中死去了……
王孟景见他没有回答，也不甚在意，倒是又发问了：“介甫啊，我问问你——后世真有姓刘的当了皇帝吗？”
“有个刘知远的后汉，刘的南汉，还有个刘崇的北汉，都不过割据一方罢了。后汉国祚只有三年，好在据有中原，南汉五十四年，割据岭南，北汉二十八年，割据汾晋。最后是我朝赵官家，一统天下归炎宋。”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王孟景苦笑一声，“占卜、谶纬之说非人所察，保太平还须施仁政、聚民心，是也不是？”
“你们拥立汉东王刘黑闼，当真就仅凭占卜得刘氏为吉？”
“一开始，范愿、高雅贤他们想拥立的是刘雅，刘雅不从，他们怕刘雅泄密，就杀了他，这才转而拥立刘黑闼。”王孟景摇了摇头，“其实还有一个原因，‘刘氏当王’可是个流传甚广的谶纬之说。在此之前，唐廷的刘文静被冤杀，也有几分‘刘氏当王’的缘故。后来到了贞观三年，有个叫刘恭的人，颈有‘胜’文，自云‘当胜天下’，因此被缉捕下狱。主上亲录囚徒，说他若有天命，并非天子所能除去，若无天命，‘胜’文亦是无用，因此就将他释放了。”[6]
王介甫仍有些恍惚，深深地吐了一口气。
“是啊，太宗确是比肩尧舜的仁君——只有这样的天子，才能结束四百年的乱世！”
“那是因为，主上他做了别人做不了的、不愿做的事啊！”说到这里，王孟景又是一声叹息，“唉！倘若我们主上那时就是大唐天子，夏王就不会死，河北也不会反！”
王介甫当然知道王孟景的意思——落在高祖手上的薛仁果、王世充、萧铣等都难逃一死，而落在太宗手上的颉利可汗、麹智盛等列国君长都平安终老，所以如果窦建德被擒之后太宗能做主，那么他多半是不会死的。可是——前辈你好歹也是个读书人，在我这个读书人面前说话能不能委婉一点？你说出这话，把你们主上的父亲置于何地啊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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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1] 《资治通鉴·唐纪四》记载：“建德洺州劝课农桑，境内无盗，商旅野宿。”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》记载：“时建德馀众走至洺州，欲立建德养子为主，征兵以拒唐；又欲剽掠居民，还向海隅为盗。善行独以为不可，曰：‘隋末丧乱，故吾属相聚草野，苟求生耳。以夏王之英武，平定河朔，士马精强，一朝为擒，易如反掌，岂非天命有所属，非人力所能争邪！今丧败如此，守亦无成，逃亦不免；等为亡国，岂可复遗毒于民！不若委心请命于唐。必欲得缯帛者，当尽散府库之物，勿复残民也！’于是运府库之帛数十万段，置万春宫东街，以散将卒，凡三昼夜乃毕。仍布兵守坊巷，得物者即出，无得更入人家。士卒散尽，然后与右仆射裴矩、行台曹旦，帅其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传国八玺，并破宇文化及所得珍宝，请降于唐。”
[2] 《资治通鉴·唐纪八》记载：“（贞观二年三月）壬子，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；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、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，庶无冤滥。既而引囚，至岐州刺史郑善果，上谓胡演曰：‘善果虽复有罪，官品不卑，岂可使与诸囚为伍。自今三品已上犯罪，不须引过，听于朝堂俟进止。’”
[3] 《资治通鉴·隋纪六》记载：“帝使大理卿郑善果、御史大夫裴蕴、刑部侍郎骨仪、与留守樊子盖推玄感党与。……由是峻法治之，所杀三万余人，皆籍没其家，枉死者太半，流徙者六千余人。玄感之围东都也，开仓赈给百姓。凡受米者，皆坑之于都城之南。”《旧唐书·郑善果传》记载：“宇文化及弑逆，署为民部尚书，随化及至辽城。淮安王神通围化及，善果为化及守御督战，为流矢所中。及神通退还，窦建德进军克之。建德将王琮获善果，诮之曰：‘公隋室大臣也，奈何为弑君之贼殉命苦战而伤痍若此？’善果深愧赧，欲自杀，伪中书令宋正本驰往救止之。”
[4] 《资治通鉴·唐纪五》记载：“窦建德之败也，其诸将多盗匿库物，及居闾里，暴横为民患，唐官吏以法绳之，或加捶挞，建德故将皆惊惧不安。”联系前面齐善行分库物遣散众将卒，你不觉得这个“盗匿库物”看起来颇有些奇怪吗…………另外，根据《新唐书·百官志》记载：“凡上之逮下，其制有六：……六曰符，省下于州，州下于县，县下于乡。”
[5] 《新唐书·选举志》记载：“及太宗即位，益崇儒术。乃于门下别置弘文馆，又增置书、律学，进士加读经、史一部。十三年，东宫置崇文馆。自天下初定，增筑学舍至千二百区，虽七营飞骑，亦置生，遣博士为授经。四夷若高丽、百济、新罗、高昌、吐蕃，相继遣子弟入学，遂至八千余人。”《旧唐书·经籍志》记载：“贞观中，令狐德棻、魏徵相次为秘书监，上言以籍亡逸，请行购募，并奏引学士校定。群书大备。”《旧唐书·孔颖达传》记载：“先是，与颜师古、司马才章、王恭、王琰等诸儒受诏撰定《五经》义训，凡一百八十卷，名曰《五经正义》。”
[6] 《资治通鉴·唐纪九》记载：“（贞观三年）三月，己酉，上录系囚。有刘恭者，颈有‘胜’文，自云‘当胜天下’，坐是系狱。上曰：‘若天将兴之，非朕所能除；若无天命，‘胜’文何为！’乃释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