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1916年袁世凯病逝那天开始，混乱的日子已经持续十年了。
袁世凯一死，北洋新军喀嚓裂成三块：直、奉、皖，用勉强称得上体面的方式抢着空出来的“总理”的椅子。
革命党自觉在南方立稳了脚跟，袁世凯一死，便举着大旗浩荡北上。孰料滇系军阀这次不想玩了，于是落花流水。
护法大潮方退，1919，一战结束的巴黎和会上，北洋又闹出了笑话。这一下子可是捅了马蜂窝，惯常吃瓜看戏的军阀、老爷、大师们，看着街头上嗷嗷嚎的学生和工人，目瞪口呆，无计可施，便推了几个倒霉蛋顶包。
之后五年，军阀之间彻底撕破了脸皮。直皖打完直奉打，直奉打完江浙打。各自抱着洋人的大腿。
于是西洋尊，东洋贵，炎黄子孙命如草芥。
革命党终于学会了踏踏实实，在苏联顾问和本土红色势力的协助下，扎根广东办起了军校。
军校办了两年后，1926，北伐，势如破竹。
是年冬，二月红正出门，要去见一个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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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短十年，发生了这么多事情，二月红每每回想，都觉不可思议。
二月红一脉乃是扎根长沙多年的地头蛇，长沙没有九门这说法的时候，便已有了红家。家谱从红水仙变成红杜鹃的这些年里，紫禁城的皇位兴替他家见过，废除帝制的热闹也赶上了。但无论怎么个变法，有些规矩从没变过，直到最近，似乎有了颠覆的苗头。
1919年带来的震撼，二月红记忆犹新；革命党摇身一变，军威浩瀚、势如破竹，也不过是孙先生联俄联共两年后的事。
他相信长沙城不止他一个人注意到了这一点。
不然，他怎会在这个时间、这个地方，见到半截李。</p>